從個體力量到群體力量
「Me to We」（從我到我們）是一種行動哲學。也是全球最大「兒童幫助兒童」公益組織創辦人加拿大籍的基爾博格（Craig Kielburger）所發起的「Free the Children」（解放兒童運動）背後理念基礎。
一九九五年一個清晨，當基爾博格正在吃早餐、讀報紙時，他讀到一則讓他十分震驚的新聞：「一個巴基斯坦的小童工，四歲時被父母賣給工廠，每天工作十二小時，一天所得不到一美元。這名童工工作到十歲。從十歲開始他站出來反抗不公，引起國際矚目，後來被射殺身亡。」這則報導改變了基爾博格的一生。
這位十二歲的小男孩，開始結合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少年朋友，展開組織與行動。他們組成「解放兒童」志工組織，希望能改善世界童工的悲慘遭遇。他們連絡全世界的人權組織，透過其協助走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泰國等十幾個亞洲城市，探視童工生活與受剝削的情況；也訪問全球企業和政教領袖，希望他們關心弱勢兒童的未來。十幾年下來，基爾博格所領導的組織，改變了全球一百多萬兒童的命運，並三度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。
基爾博格的行動哲學就是「Me to We」。他相信，唯有從我到我們、從個體到群體，結合一群人的決心、智慧、行動和力量，一定可以改變世界。
公民運動正在改變世界
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七年，日本政府兩度提高消費稅而引起全民抗議，在東京等大都市興起家家戶戶在窗口「垂掛布簾，表達反消費稅」的公民運動。
今年五月五日，日本最後一座核能反應爐終於停機，創下四十二年來首見的零核電局面。成千上萬的反核民眾湧上東京街頭，慶祝日本正式進入零核電時代。這是去年三月核災之後，在全國風起雲湧的反核運動成果。這個公民運動不但改變日本政府的核能政策，也開啟了公民力量改變政治的可能性。
在世界成熟民主國家，公民意識愈強大，公民運動就愈具能量，運用公民運動來改變惡質政治的可能性就愈大。這種從個體化為群體的公民運動，不僅在世界各國蔚為風潮，成為改變政治的巨大能量；這幾年，也在台灣各個角落悄悄上演，形成在地公民運動，正在改變台灣人的公民意識和政府政策。
士林王家祖厝拆除事件引起全國矚目，抗議人士喊出「今天是王家，明天是你家」的訴求，非常有感染力而引起共鳴。這就是「從我到我們」的行動哲學。讓所有的公民意識到，如果不站出來聲援受害者，明天自己可能就會成為受害者。他們把個人力量化為群體力量，以群體力量來對抗侵害人民權益的公權力大怪獸。
除此之外，澎湖博弈公投、苗栗農地保護運動、反國光石化運動、反中科護水運動、反核運動、反美牛、反水電雙漲等。在在顯示台灣的進步公民團體，正在試圖以「由下而上」的公民運動，來改變長久以來「由上而下」的威權政治決策。
政治已介入我們的生活
然而，長久以來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和白色恐怖，讓許多父執輩的人總是教育兒女：「不要過問政治。」結果就是：人民乖乖聽話，政府要你繳稅就繳稅、油電要漲就漲、隨時要拆你的房子就拆。然後，他們將人民的納稅錢亂花，或將錢放進自己口袋，人民完全無可奈何。
他們要我們害怕政治、討厭政治、疏離政治，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。然而，即使我們不介入政治，政治也會介入我們的生活。開放瘦肉精美牛進口、油電雙漲帶動萬物飛漲，有沒有介入生活？是誰決定開放美牛和油電雙漲政策？不就是馬總統嗎？這當然是政治，政治已經介入我們的生活。
所以，一個社會必須有進步的公民和媒體，才能有效監督濫權的政府。有進步的公民，才有進步的社會；有進步的公民，才能形塑進步的文明國家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始終有墮落的媒體在袒護一意孤行的總統及其政府。當所有的社會力和政治力即將匯流成河，表達人民集體不滿時，這些媒體就開始操作成「藍綠對抗」的政治戲碼，企圖讓民眾因為對政治反感而退出抗議行列，執政者藉此削弱反對的能量。這就是國民黨和護航媒體的慣用手法。
事實上，世界各國歷史中能夠撼動政權的力量，最初的導火線可能是一個意外事件，最終能將人民力量匯聚成河的，絕大多數還是政黨的組織力和動員力。韓國十萬人走上街頭反美牛，也有政黨力量做有效的組織奧援，最終迫使李明博總統出面道歉、改變政策。
公民團體和進步媒體所帶動的公民運動會產生「蝴蝶效應」，在全國人民的心中不斷蔓延開來；而有領導力的政黨，最終必須將巨大的公民力量匯集成河，揭竿而起成為「燈塔效應」。反對黨必須做為人民的「燈塔」，帶領社會力，對蠻橫又無能的政府展開最有效的監督。
蝴蝶效應和燈塔效應
街頭路線、議會路線和公民運動三頭並進吧！From Me to We，從我到我們，從個體到群體。所有關心台灣前途、關心人民生活的進步公民動起來吧！唯有我們積極動起來，展現集體公民力量，才能對惡質的政治進行最強大的施壓！
我相信，一群人的力量，一定可以改變政治；一群人的意志和決心，一定可以改變台灣！開始啟動Me to We的公民運動吧！
（作者王美琇為專欄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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